【文/王力 编辑/周远方】
6月8日，五角大楼正式发布最新版1260H“中国涉军企业”清单，药明康德与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长江存储同台“上榜”，涵盖80家中国企业集团及近188个关联实体。消息传出次日，药明康德A股收跌2.63%，港股收跌3.71%，A+H股合计市值蒸发约150亿元。但与两年前《生物安全法案》立法风波引发的腰斩式崩跌相比，这一次资本市场的反应明显更趋冷静——经历持续三年的地缘政治高压，投资者与产业界都已逐渐读懂这场博弈的底层逻辑。
当日早间，药明康德迅速发布强硬公告，声称被列入名单“属于错误认定”，并宣布将立即采取法律措施。三天后，6月11日，公司正式向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同日，其位于美国特拉华州米德尔顿的现代化生产基地举行开放日，BridgeBio、Neurocrine Biosciences等全球药企客户亲临参观。起诉与开放日几乎同日上演，构成意味深长的对照：一边是华盛顿的政治清单，一边是行业客户的真实需求。
作为中国最大的合同研发生产（CRDMO）龙头，药明康德2025年美国客户收入约312.5亿元，占总营收近七成，其承接的全球新药研发管线涉及辉瑞、礼来、诺华等数十家跨国巨头。它的困境与突围，实质上是中美生物医药产业链深度交缠与激烈脱钩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性张力的缩影。
从立法惊魂到军事清单：美国制裁的“升级路线图”
美国对药明康德的打压并非突然袭击，而是一条逐步收紧的升级路径。
起点是2024年初的《生物安全法案》。草案阶段直接点名药明康德及其关联公司，要求禁止接受联邦资金的企业使用其研发和生产服务。消息一出，药明康德股价在数月内从高位腰斩。全球生命科学行业随之震荡——辉瑞、礼来、百时美施贵宝等制药巨头，面临与核心外包伙伴切割的巨大压力。
然而立法进程远比预期曲折。经过近一年参众两院博弈，《生物安全法案》最终未能纳入2025财年《国防授权法案》。2024年12月9日，该消息确认后，药明生物单日大涨逾13%，港股涨近12%。但华盛顿并未收手，而是将策略从“直接点名”调整为“机制绑定”——2025年12月，升级版《生物安全法案》被纳入2026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最终草案，关键变化在于：不再直接点名特定中国企业，而是将限制对象与国防部1260H清单及管理和预算办公室动态认定机制挂钩，形成更具弹性、更难规避的限制框架。
2025年10月7日，美国副国防部长斯蒂芬·范伯格致函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明确建议将药明康德与阿里巴巴、百度、比亚迪等企业并列为“在协助中国军方的同时于美国开展业务”的企业。这封信函揭示了清单认定背后的政治意志：五角大楼将药明康德的问题，定性为与科技巨头同一性质的战略安全问题，而非单纯的行业合规问题。
2026年6月8日，随着五角大楼正式将药明康德列入1260H清单，两条“轨道”已然合拢。需要明确的是，1260H清单的法律效力与真正的出口管制或金融制裁存在本质差异——被列入名单意味着美国国防部不得与相关企业直接签约，但并不禁止私营企业客户继续合作，也不波及已签署的商业合同。但声誉损耗与合规压力的叠加，已足以令跨国药企重新审视长期绑定关系。Jefferies分析师在6月9日报告中将此次清单纳入描述为“并不令人意外”，并提示不确定性的长期积累将蚕食客户信心，尤其是在法案最终通过后的5年过渡期内，新签合同意愿可能显著下降。
1260H清单附件
从《生物安全法案》立法惊魂、到范伯格致函、再到1260H清单落锤，美国的真实目标并非短期内将药明康德赶出市场，而是持续制造不确定性，中长期慢慢调整全球生命科学外包供应链布局。这种方式比直接制裁影响更持久，也更难应对。
全球供应链的“不可能三角”：成本、安全与替代性
药明康德的困境，折射出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的深层矛盾。美国客户对中国CRDMO的依赖，建立在成本效率、供应链安全与可替代性三个相互制约的维度上。
成本维度是理解中国CRDMO崛起的基础。全球约20%在研药物的开发服务由中国企业承接，药明康德2026年一季度实现营收124.4亿元，同比增长28.8%，在手订单达597.7亿元——这种依赖不是政策选择，而是市场效率长期积累的自然配置。类似的逻辑在半导体代工领域同样成立：台积电长期占据全球晶圆代工市场逾56%份额，其七成客户来自美国，但美国本土重建制造能力的成本极高，张忠谋多次公开表示在美国制造芯片成本比台湾高出数倍。市场效率形成的全球分工，远非行政补贴可以轻易颠覆。
安全是清单逻辑的核心说辞，但这套说辞与药明康德的实际业务属性存在落差。这家纯粹的商业CRDMO企业既不从事军事研发，也不涉及敏感技术转让，全部业务聚焦于为全球药企提供新药研发和生产服务，却依然被以“涉军”名义列入清单。这种安全标签的政治化运用，在稀土领域表现得更为极端：中国控制全球约90%的稀土加工产能，兰德公司2024年分析指出，仅持续90天的供应链中断，就可能迫使78%的美国国防承包商关闭生产线。华盛顿试图构建替代供应链，但美国地质调查局数据显示，美国12种关键矿产完全依赖进口，29种关键矿产进口依赖度超过50%。安全诉求与替代现实之间的鸿沟，远比政策声明更为深刻。
药明康德全球业务收入分布图 截图来自2025年年报
替代性维度则最为棘手。全球范围内，能够承接多肽、寡核苷酸、抗体偶联药物（ADC）全流程CRDMO服务的企业屈指可数。药明康德在瑞士库威扩建制剂产能、在新加坡建设API基地、在中国泰兴和常州布局小分子及寡核苷酸产能，构建的是一个全球互联、统一质量体系的网络。短期内，没有任何单一国家或地区能够复制这一网络的规模与深度。即便苹果将部分iPhone产能转移至印度，2024年印度工厂外壳不良率仍高达50%，远超中国富士康标准。产业迁移不仅是地理位置的转移，更是技术诀窍、供应链生态与人力资本的系统性迁移，时间成本以十年为单位。
正因如此，美国国会设置了最长5年的过渡缓冲期——这本身便是对结构性阻力的隐性承认，也是药明康德最有力的护身符之一。
三线突围：资产剥离、法律反击与产能出海
面对持续升级的制裁压力，药明康德的应对展现出相当程度的战略清醒，路径可梳理为三条并行线索。
资产剥离是最先落地的一步棋。2024年12月24日，药明康德宣布将旗下WuXi ATU的美国运营主体Advanced Therapies及英国运营主体Oxford Genetics，以全现金方式出售给美国私募基金Altaris LLC。这两个主体合计覆盖约9.8亿元年收入，占公司总营收的2.4%。
剥离体量虽不大，信号意义却极强：主动切割最易受美国监管直接约束的本土运营实体，将合规风险暴露面收窄至纯商业合作层面。这是一次“预防性隔离”操作，也是为争取更大谈判空间构筑的防火墙。2025年，公司还陆续出售WuXi XDC部分股权，持续推进全球业务结构的轻量化调整。
法律反击是药明康德有别于以往中国企业的重要姿态转变。6月11日起诉美国国防部，公司援引三个核心论据：其一，从未参与任何军事相关活动，业务完全聚焦于商业医药研发服务；其二，2025年全年通过50余次监管检查和数百次客户审计，合规记录有据可查；其三，1260H清单的认定程序未给予充分申辩机会，违反程序正义原则。
这一路径与2021年小米起诉美国国防部的案例高度相似——小米获得法院初步禁令，最终成功从清单中移除。中微公司曾两度进入名单、又两度被移出，同样印证了清单机制的动态可挑战性。对药明康德而言，诉诸法律既是实质性维权，更是向全球客户传递“我们在战斗”的信号，有助于稳定合作关系，阻断客户信心流失。
产能出海是最根本的长期应对。为规避“中国制造”的政治风险，药明康德近年来持续在欧洲、新加坡等地扩大布局，新加坡API工厂已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尤为值得关注的是米德尔顿基地——位于美国特拉华州、占地174万平方英尺的现代化生产基地，从2022年8月的一片空地到2026年即将投产，预计年底启用口服固体制剂产能，2027年新增无菌注射剂灌装能力。
开放日上，BridgeBio、Neurocrine Biosciences等美国本土药企客户讨论的核心议题正是“供应链韧性”。米德尔顿的战略逻辑在于：在美国客户最敏感的地缘政治地带，用实体产能建立信任的物理锚点。这不是对“脱钩”的妥协，而是对“韧性”的重新定义。
药明康德在米德尔顿基地举办开放日
从业绩来看，三线并进已显现初步成效。2026年一季度，药明康德营收124.4亿元，同比增长28.8%，归母净利润46.52亿元，同比增长26.7%，在手订单597.7亿元，同比增长23.6%，一季度营收首次突破百亿关口。美国客户贡献的营收占比在2025年仍维持约68.7%，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跨国药企在《生物安全法案》阴影下“抢签合同”的行为——在法案最终落地前锁定合作，为自身留下缓冲期。这种“抢锁”行为，客观上为药明康德赢得了喘息空间，也印证了其在全球供应链中尚难被替代的现实地位。
药明康德一季度业绩
从被动防御到主动博弈，药明康德打了个样，行业要换活法
明康德的突围，是整个中国CRDMO行业转型的缩影。过去三年，在美国政治高压下，行业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博弈”，打法彻底变了。
被动防御阶段，核心策略是“合规自证”——反复接受质量审查、客户审计，证明自己不涉及安全风险。药明康德2025年扛了50多次监管检查和数百次客户审计，堪称极限操作。但问题是，当“涉军”定义本身模糊不清时，再严格的合规也消除不了不确定性。在政治化的制裁逻辑面前，一味自证清白本质上是一种消耗，而不是破局。
主动博弈的打法，药明康德打了两个样。第一层是用对方的规则反击。6月11日起诉美国国防部，核心逻辑很直接：公司从未参与军事活动，1260H清单的认定程序没给充分申辩机会，违反程序正义。打官司不仅是实质性维权，更是向全球客户传递“我们在战斗”的信号，稳住合作信心。第二层是把工厂建到客户家门口。米德尔顿基地从2022年一片空地到2026年即将投产，在新加坡、瑞士的产能布局也在推进。这不是对“脱钩”的妥协，而是把地缘政治风险变成企业能管控的日常运营问题。就像宁德时代在匈牙利建厂绑定欧洲车企供应链，药明用实体产能在美国本土建立信任的物理锚点，把政治脱钩的成本甩给对方承担。
但主动博弈是有门槛的，代价高度不均衡地分布在行业内部。全球产能分散化意味着管理复杂度上升、资本开支持续增加、运营效率潜在稀释。对中小型CRDMO企业来说，这种“韧性投资”可能远超承受能力，行业分化正在加速。头部企业有钱出海、有资本打官司；中小企业要么被迫收缩国际业务，要么等着被并购整合。
客户结构也在分化。美国大药企政治敏感度高，可能逐步把部分订单转移到非中国供应商；而中小型Biotech公司研发管线灵活、成本压力大，仍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的中国CRDMO。这意味着行业增长路径从过去“来者不拒”的规模扩张，转向“抓大放小”的深度绑定。
说到底，中国CRDMO的全球化正在换活法。过去1.0时代靠低成本、大规模接单子；现在2.0时代要的是全球协同能力、不可替代的技术壁垒，以及在地缘政治高压下持续让客户信任的能力。门槛更高，代价更大，但能跨过去的企业，将在全球生物医药供应链重构中扎得更深。这场长跑没有终点，但方向已经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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